我是黄灯，一个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先后任教近19年的老师，也是一个常常被学生邀请，跟他们一起聊天的大朋友。

作为一个70后，我的起点很低，一开始是一位大专生，后来到工厂里面工作，但下岗了。生活却始终给我留了缝隙，我可以通过考研改变自己。我不经意中曾沐浴到了时代的红利和恩泽，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眼看着我的学生从80后变成90后，又变成00后，我意识到年轻人真的很难。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心疼他们。

在今天，时代和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变得更快，更显而易见。我无法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于是拿起笔，走出去，从周围的人、周围的世界写起，成为我最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创作《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的初衷。我希望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告诉大家，为我的二本学生说点真话。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凸显的是学校教育的局限性，那《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探讨的是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我们的修复作用。我的学生很难，但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因为教育没有办法涉及所有的个体，但落实到具体的人，它是有力量的。

黄灯（中）与学生合照。受访者供图

“学生背后拖着一个长长的家庭”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作为教师，置身细密的时空之网，目睹年轻的群体，一波波从毕业季的潮水漫过，步入人生种种的不确定性，再也没有“流动性”三个字，更能让我切身感知到他们的生存。

我的课堂，不过是学生流动性命运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驻留。“二本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命名和出场，不过是我借助职业的便捷，对他们存在的粗疏叙述。但与他们生命链接更为紧密的家长群体，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洪流中，却始终面目模糊。

我每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学生背后拖着一个长长的家庭，一个巨大的村庄、小镇和县城。我其实特别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从2017年暑假的腾冲之行写起，至2022年韶关的一次家访落笔。在这五年的寒暑假里，沿着学生回家的路线，我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中巴车，电动车、摩托车，到过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走进20多位学生的家里，与学生的家长同吃、同住、同行。

学生的家。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家访”，也是传统教师角色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对我而言，这种跨越时空的走访，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访”的边界，成为我从教生涯中，从“讲台之上”走进“讲台背后”的发端。

在一次次漫长的远行中，回溯一个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我由此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

我看到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具体关联，也得以拥有机会感受到家庭作坊、进厂打工、养蚝修船、摆摊售卖、种植茶叶、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是如何作用到一个个孩子的生命中，并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金钱观和对求学深造、成家立业诸多事情的认知。

学生家长载着黄灯。受访者供图

在别人眼中，这些学生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我在课堂的驻留和观察中，无法从同质化的教育要素里，发现他们情感教育完成的具体路径，也说不清他们和其他孩子差异的原因，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回到他们的村庄和亲人身边，一些被遮蔽的图景便会浮出水面。

这所有的片段、场景和抵达，在我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

孩子竭尽全力和家庭倾力托举

在和学生共同的寻访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剥离掉985、211、双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环，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每次走进学生家，我都怀有特别的期待和真实的雀跃，见到家长的那一刻，内心充盈着一种久违的温情。在短暂的相处中，我亲眼看见一双双或沧桑或残缺的手，通过各类普通的劳作，铺就了孩子们通往大学的路。

我亲眼看见他们劳碌的同时，因为教育带来的希望，在田野、在山间绽放的笑容。和他们在一起，一种“遥远的亲切”和“眼前的亲切”杂糅交织，我由此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慰藉和涤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同代人被时代打下的精神烙印，清楚觉察到独属于一代人的率性、野性以及并未泯灭的活力和激情。

事实上，虽说是家访，和家长见面原本应为这一环节的核心，但不少时候，就算来到学生家，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

有幸能够见到双方，我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交流，他们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生存得严丝密缝，日复一日的既定劳作，填满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或者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

学生家长在劳作。受访者供图

这些场景如此具体、日常而又必然，无不浸润了快速流动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他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勤劳、质朴而又坚韧，他们对个人消费保持警惕，但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不计代价的付出和让我羞愧的耐心，承载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和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这群来自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依然延续了父辈的精神底色。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沉默而庞大的主体。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观照中，我进一步坚定了此前的判断：他们的孩子，我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多数，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家长，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家访带来的近距离相处，让我获得了和学生父母直接交流的机会，并由此确认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事实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教育的社会变化进程。孩子从念书到就业的人生大事，往往成为家长遭遇和深度介入这一进程的核心纽结，并伴随着外出打工、亲子分离、跨省婚姻、城乡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演绎着路径不同但气息相通的生命图景。

培养“完整的人”而非 “工具的人”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一种被遮蔽的力量，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我不否认，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在此以前，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

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我发现，往日的担忧，竟然得到了不少释放。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让我清晰地看到，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我还必须承认，正是通过家访，激活了我很多关于教育的想法，也祛除了我此前的诸多困惑。多年来，相比通过写作呈现学生的命运，我更想做的事，是通过教育实践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助力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这种明确的“建构性企图”，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从“学校教育”的维度进入，凸显了年轻群体的社会艰难，这固然显示了流动性时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学校教育”裹挟在现代分工之上，悄然将“完整的人”置换为“工具的人”这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

那么，从寻找新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否蕴含了一直被我们疏忽和漠视的地方？我们是否需要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对附着在文凭通胀和高校鄙视链条之下的现实，激活并恢复来自个体直觉的质疑勇气，真正让“人”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

说得更直接一点，作为成人和教育工作者，是否应守住和跨出学校教育的边界，仔细去勘探和甄别那些曾经帮助年轻个体安身立命的要素和可能，帮助年轻人确立丰富而多维度的自我审视？

黄灯的学生与家长。受访者供图

正是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挣脱知识包裹的学院氛围，通过特写镜头般对学生个案的聚焦，获得了对上述追问的直观答案。比之大学校园中我对年轻人生活的熟悉，以及他们毕业去向的明了，通过家访，我直接感知到了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到底从怎样的层面，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

在这些个案身上，还原他们各自被遮蔽的成长细节，我惊讶地发现，其力量感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和现实的对接。当负载于学校教育之上的文凭，其边际效应日渐递减，他们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破除“成功学”对自己的禁锢，回到“整体的人”成长本身，在一次次另类实践中，相信来自直觉的声音，相信内心的真实力量，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滋生了进入社会、立足大地的勇气，并促成了教育最为核心的环节——“自我教育”的达成。

我由此意识到，尽管从整体而言，任何群体都受制于时代大势所决定的趋势和路径，但从微观角度看，个体一直拥有社会夹缝中突围的可能，这恰恰是教育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意义，也是它能提供此种可能的最好屏障。激活个体的生命活力、唤醒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教育能以柔韧之躯巧妙抵达之处。

而我所谓的“建构性企图”，除了具体的教学实践，更为根本而切近的路径，正来源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实的社会、自主抵挡生命的惯性消耗、尽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关联，并在具体的生存细节和生命场景中，以下蹲的姿态，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积蓄可持续的起跳能量和力气。

黄灯的新书《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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