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吴纪阳

摄影丨吕宸

对于贺桂梅来说，文学是一种与生命交叠在一起的深刻经验，走上文学研究道路“好像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选择”。在她的童年时期，家里就有浓厚的文学氛围。她的父亲是基层干部，也是乡村知识分子，业余爱好是阅读明清小说。在父亲的影响下，她也很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古典小说，这些书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

渐渐长大后，贺桂梅接触到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学校里文学社团的成员，经常给她带回屠格涅夫的小说、泰戈尔的诗集、蒲宁的散文等新的文学读物，她开始喜欢上这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她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一位很活跃的文学青年，很欣赏她的文学素养，把自己的“枕边书”《红与黑》借给她看，还送给她一个笔记本，要求她每天写一篇日记或者作文，希望将她培养成一个作家。

1990年，贺桂梅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在这里，她徜徉于燕园的景致和氛围，也常常花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感受阅读带给人的宁静和纯粹。90年代的人文学界生机蓬勃，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碰撞激荡。对贺桂梅来说，这种学术氛围的滋养尤为宝贵。她经常与同学们相约一起去吴晓东等年轻老师的宿舍找他们聊天，一起去听戴锦华老师一座难求的电影课、女性文学课，下课后还会和戴老师一起吃饭，听戴老师讲学术界的前沿观点。

△90年代，贺桂梅在春天的燕南园

这段求学时光是贺桂梅集中大量阅读学术著作的时期，也是她从文学爱好者转变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的关键阶段。她在课上认真记下老师们提到的新思想、新理论，跟随着老师们的指引去读书。为了把重要的理论著作真正读懂、把握其中的核心思想，贺桂梅发明了一种读书方法，她称之为“下笨功夫”。拿到一本书，她在泛读一遍之后，先把目录在电脑文档里抄一遍，“抄目录的过程是把握这本书的内在思路的过程”。然后，她还会把书里自己觉得最有启发的章节抄一遍，并重点关注那些在泛读时标注出来的部分，把这些段落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最后把最有收获的内容填写在章节目录下面。

如今，贺桂梅建议学生读书要“跟人读”，即系统性地阅读有代表性的学者的系列著作，从中把握他们的核心思想，学习他们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她说，大家在学校里上的课是一样的，之所以理解的程度有区别，还是因为在阅读上下的功夫不同。“所有的聪明其实都是靠勤奋在后面顶着的”，这位以广博和深邃著称的学者笑着说出这样坦诚而平实的话语。

在贺桂梅心目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她的导师洪子诚老师以及戴锦华老师。洪子诚老师对史料的重视和思考的厚度让她的研究承袭中文系厚重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而戴锦华老师犀利的批判视野、有感染力的表达让她建立起与自身生命体验深切相关的学术风格。贺桂梅笑言，有朋友称她的风格是“洪子诚+戴锦华”。的确，她的著作沉淀着理论的厚重，而又浸染着真切的精神诉求和情感体验；既有辨析材料、回溯历史的深厚功底，又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1997年，贺桂梅参加硕士毕业答辩（右起第一为贺桂梅、二为赵祖谟、三为洪子诚、四为曹文轩、五为戴锦华、六为朴贞姬）

贺桂梅将1990年代称为她的“学术原点”。从1990年入学到2000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90年代的十年对应着贺桂梅的整个求学生涯。这个时代以它特有的热烈、自由、探索和争鸣，深刻地融入进青年贺桂梅的生命经验，在她的学术生涯中打下了生动的烙印。

在这个思想界十分活跃的时期，北大中文系的几位著名学者都分别提出了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学术研究路径，如戴锦华老师的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钱理群老师的思想史、洪子诚老师的文学史、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等，这些研究突破了过去纯粹在文学内部进行鉴赏批评的研究方法，给作为青年研究者的贺桂梅带来极大的触动和启发。

这样的思路也成为贺桂梅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她的研究从90年代出发，延展到当代中国的“五个时段”。1999年，还在读博的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对90年代文学批评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和研究，同时也开始准备博士论文《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立足90年代反思80年代。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思考打磨，她在2010年出版《“新启蒙”知识档案》，将80年代文化研究推向深入。这期间她还写作了《转折的时代》，以五位作家为个案，试图立体呈现1940-50年代的文学转型，从而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体制、主导思想、当代文学规范如何确立。

完成《“新启蒙”知识档案》后，贺桂梅的研究重心从1980年代转向1950-70年代，在2020年出版了《书写“中国气派”》，讨论民族形式建构与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认同。2023年，贺桂梅的新著《重述中国》面世，聚焦于21世纪思想文化研究。20多年的笔耕岁月，她著述不断，新见迭出，背后的动力与90年代形成的学术个性和学科自觉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贺桂梅始终坚持的性别研究也与她的切身经验紧密相关，她在90年代读硕士时就参与到当时的“女性文学”热潮中，虽然博士论文转向了文学史研究，但一直没有放弃关于性别议题与女性文学的讨论。2014年，贺桂梅出版论文集《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这是对她的性别研究的一次总结，也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不同时期主要性别议题的大致轮廓。贺桂梅认为，女性问题从来就不单纯是女性个人或女性群体本身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到一种更大的研究视野和更大的社会结构中来讨论，从而推动形成总体性的社会共识，形成有效的判断并生成改变现实的诉求和力量。

△2020年秋，贺桂梅在中文系系楼前留影

在贺桂梅的回忆中，她的学术道路就是如此与生命体验紧密缠绕、息息相关，她始终努力以学术的视角和观点回答自己生命中的重要问题，阐释生活中感性的、具身性的体验，也在与师友们生活化的交流和耳濡目染之间感受学术知识的传递。

在研究生期间，贺桂梅与同在中文系读研的王风、李宪瑜、姚丹、萨支山以及西语系的吕文娜结成好友，经常一起去上课，上完课就轮番AA制去吃饭、聊天，交流最近读过的书和新的学术动向。因为他们一起吃喝太频繁，被朋友戏称为“四美具，二男并”。

那时，贺桂梅每周末还会参加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批评家周末”活动，与师友们相聚在静园五院，讨论“当代文学的理想”，研读和批评流行文学文化作品。如今回想起来，她觉得学生期间收获比较大的生活好像都跟“吃吃喝喝”有关，在那些场合，她感受到自由讨论、自由交流的氛围，对专业的认同感也是在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

从容平和、亲切自如，这是如今中文系的同学们对贺桂梅最多的印象。文学研究的熏陶与涵养让她在生活中保持豁达和愉悦，也在时代与社会的大问题面前拥有智慧和理性。在她温和的笑容和睿智的话语之下，是三十余年学术与生命交融所滋养出的丰盈内心。

将文学放在当代中国的视域中来看待，这是贺桂梅长期坚持的研究方法，她对这一方法的思考和探索从博士阶段就开始了。90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非常活跃，贺桂梅经常应邀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批评文章。但渐渐地，她开始反思单纯在文学内部进行批评的方法。

在90年代思想界和学术界氛围的影响下，贺桂梅始终相信文学研究可以打破既有的专业边界，在更大的视域中讨论中国的问题。因此，从这样的问题和困惑出发，她开始思考如何才能通过学术与思想的方式与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如何将个人生命中携带的经验与记忆带入研究。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贺桂梅与同学们在校门口合影（后排左一为贺桂梅）

作为在专业学术训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贺桂梅却认为自己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她始终希望把文学的问题，和思想的问题、大众文化的问题、理论的问题乃至社会科学的问题，放在同一个场域中加以讨论，希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中国，尝试在跨学科的视域中讨论中国问题。她的著作中有对辩证法理论、古典政治哲学、批判性社会科学等西方学术理论的熟练运用，也有对中国文明史研究著作与经典的援引，为当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的研究，打开了一种崭新而宏阔的视野。

受社会学家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发，贺桂梅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这一重要概念。她认为，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去，和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话；也是“再激活”，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讨论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这是贺桂梅用全部学术实践在推进思考和反复体认的问题，也是她在近年人文教育实践中希望分享给学生的。从2015年开始，贺桂梅几乎每年都会面向研究生开设“21世纪中国文化热点”讨论课，和学生一起探讨前一年出现的现象级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学术著作等。在教学工作之余，她也喜欢看电影、追剧，在放松身心的同时追踪最新的大众文化热点，寻找值得研究的新方向。她对近年来现象级的影视作品如《觉醒年代》《人世间》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也关注着《不完美受害人》《宁安如梦》这类时下热播的网剧。

从2021年开始，贺桂梅主持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课程“认识中国的方法”，采取系列讲座的形式，每次课邀请一位代表性学者，在跨学科、跨专业的视野中讲授有关中国研究的具体话题。“今日电影：想象中国和自我的方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城乡之际与家国之间”“书籍之路与文明互鉴”……涵盖人文社科多个领域的丰富内容为同学们带来知识的盛宴，让“以中国为认识对象，以专业为研究方法”的学术理念得以落地生根。

文学是她在少年时代就结成的密友，也是她一生的钟爱和事业。她的目光所及在广阔无垠的天地，立足之处却从未离开过文学。她说，理解当代中国，回应当代中国的问题，文学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