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因触电失去双臂。有村里人劝我父母,要不放弃治疗,也许对家庭对我都是一种解脱。父母是农民,虽然无法想象一个身有残疾、不能插秧种地的农村孩子还能有什么盼头,但终不忍心,东拼西凑为我治疗。出院时,他们特意带我去了西湖——担心再没机会,说以后至少仍然可以看看风景、看看世相。哄着我,宽慰着自己,回答着邻里。那是1984年,我5岁。”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片浩瀚星空
2022年秋,周月峰在浙江大学高研院驻访
和北大的约定
周月峰小学时就喜欢读书,也擅长读书。他在书中“见到了很多个世界”,也隐隐约约描绘出最初的梦想。
高中时,北大就是周月峰的向往。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高考前他曾给北大发邮件咨询招生政策。“招生办老师的回复充满人情味,他们非常希望我报考北大,也非常希望我能考上,不会以身体为理由拒绝我”,周月峰回忆说。这封回邮让他感受到了北大的包容和人文关怀。虽然本科并未进入北大,但直到今天,他仍感谢那位老师,曾给即将远离家乡的他带来过巨大的鼓励和力量。
2005年春,周月峰在浙大读研究生一年级,正在犹豫之后的路要怎么走。机缘巧合下,他到北大旁听了历史学系教授罗志田老师的几堂课,被先生的学术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下定决心,报考北大。周月峰说: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我也在第二年有幸得入先生门墙。十多年来,为人或为学,我的点滴成长。都源于老师的言传身教,先生对我有再造之恩。
周月峰还特别记得北大博士入学考试时,监考老师曾特意对他说:“你一定要考上。”简简单单一句话,成为了周月峰和这位老师及北大的约定,并最终助他梦想成真。
其实在来北大“赴约”之前,周月峰是有顾虑的,担心在北大能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是招生办老师的无微不至和人文关怀,是监考老师“你一定要来北大读书”的叮嘱,是北大老师甘愿“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担当和与人为善,使他最终放下了心。
△周月峰刚到北大求学时的照片
北大的善意和包容好像在周月峰的心里种下了一颗颗种子。这种影响的微妙在于,它也许仅仅是源自某些细小的东西,却足以让这些种子慢慢地发芽、长大,枝繁叶茂:“以至于当我从教以后,会常常反思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应该让我的学生感受到什么。在这背后,北大的印迹一直都在。”
幼年因触电失去双臂,突破生理上的局限求学廿数载,周月峰经历过太多困难和困惑,但他认为,北大人应该是有做些什么的“心气”在的:“回想起来,其实我没有感受到什么逆境。很多逆境是先有预设的境遇后反衬、叠加起来的。我接受命运的安排,可以一时有些怒气,但没有怨气,那会消耗了自己——这是我父母教会我的。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困难,在被‘安排’的境遇中尽量认真地走每一步,仍然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在北大,见过海洋”
在北大求学时,授课老师曾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北大?”同学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周月峰以为,像一首诗所说的“未名湖是个海洋”——北大的包容让一个即使身有严重残疾的人,也不会感受到异样的眼光。在北大,“人和人就应该是不一样的,人和人之间应该各有各的优秀,而这种优秀不需要被放在同一种尺度上比较与衡量。”人可以为自己的不同而“自在”,可以努力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更优秀的自己,但仍然是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毕竟,我们在北大,见过海洋。”
北大的包容让周月峰明白人的性格各异、能力各异。周月峰印象中,在充分发掘学生潜力的情况下让其变得更优秀——这种眼界和力量始终存在于北大和北大教师的骨子里。
△《兼容并包》(油画)作者:沈嘉蔚(1988年)
在周月峰看来,读多少书、怎么读书、怎样思考,是北大教给学生的核心思维,这也是决定学生怎么走、走多远的根本。
北大的经历和见闻一直让周月峰保持着思考的习惯。面对如何帮助学生判断适不适合读博、适不适合做研究的问题,周月峰常常提到三个因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擅长,且对持续这种状态是不是‘自在’”,三者叠加在一起,也许就是做选择的一种标准。实际上,一个人既喜欢又擅长,还能安之若素的东西不多,所以这也关系到进一步的追问: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时代的变迁冲击着个体的选择,人有时可能会被异化,分不清是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被社会要求或诱导“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平衡,如何取舍,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周月峰与研究生组织日记读书班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博士毕业十年有余,周月峰的博士论文终于整理为专著《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于202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月峰将研究视野投向了新文化运动“聚光灯”之外的人群:他将五四前后以梁启超为中心、外加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张东荪、蓝公武等人所组成的松散群体称为“梁启超系”。他们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在不同时期成为北大师生辈的反对者、竞争者,甚至合作者。选择“梁启超系”这一“非主流”群体入手,是试图点亮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块研究版图,甚至重新理解整块版图,“也像看星空,”周月峰时而能回忆起幼时在农村每当夏夜看星空的情景。
如果只是单纯地看一眼,那么星星就只是星星,彼此孤立地存在并闪烁着。但是,掌握了一些星座知识的孩童总忍不住被更闪亮的星星吸引,并依据星座图形将它们连在一起,于是出现射手座或天后座等种种形象。在城市中生活时,人们不那么容易看到星空,也许渐渐便会误以为星空中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星座,而“忘记了所谓的星座其实本是由我们想象和命名,射手座或天后座的虚线与形象更是由我们自己添加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繁星点点的夜空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无疑是最为闪亮的几颗。但以《新青年》同人这一星座表述整个星空,仍然经过了双重的“抽离”:一是将星空中其他星星隐去(不一定不在,但却“视而不见”);二是为他们添上虚线,以构成我们此前叙述中的星座形象。久而久之,会让我们遗忘了整个夜空真正的景致。
△周月峰在教研室门口
基于此,周月峰认为,对“梁启超系”的研究将会照亮另一块角落。这种视角的转换在他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把梁启超他们纳入进来,就意味着转换了一种视角,会发现我们熟知的那些星座其实是被我们裁剪、提取出来的。在它背后还有更多其它的星星存在——不只是梁启超他们,而是一整片星空,都值得我们关注。
将“非主流”群体纳入主流运动的思考中,是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也是不断接近并重新理解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一方面,历史的书写总是删繁就简,力求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抽丝剥茧,把握最核心的主线;另一方面,历史绝不只是主线叙事,夜空中尚未连线的点点繁星,每一颗都可能在讲述着彼时彼地的故事。总体而言,周月峰坚持“我们要关注的是整片星空”,即使为了认识方便,不得不关注或描绘某个星座时,也要尽量不忘记四周或明或暗的其他群星,更不能仅仅接受一个经由“挑拣”的结果。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书影
新书落成,距离周月峰的学生时代已经很遥远。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段个人旅程、一个学术故事的暂时结束。
在写书过程中,他始终对北大心怀感激——修学于此,他获得了许多沉浸思考的机会。某些尚未能言明的思绪,也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磨砺中逐渐成型,因而,在《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之外,他又在计划完成一部新的作品,进一步讨论五四前与五四后思想水位的变动。这也是周月峰星空里的“斗转星移”。
采访 | 张凤
文字 | 黄熙、袁佳佳、单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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