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简介

1、赵氏孤儿简介， 讲的是什么故事内容概述:要讲述春秋晋灵公时期，赵盾一家三百多口尽被武将屠岸贾谋害诛杀，仅留存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即赵氏孤儿。为保存赵家唯一血脉，晋国公主即赵氏孤儿的母亲托付草泽医生程婴将孤儿带走，并自缢身死。程婴将赵氏孤儿藏在药箱中，欲带出宫门，可又偏遇到屠岸贾部下韩厥。韩厥深知此乃忠良之后，便放走程婴和赵氏孤儿，后自刎身亡。

2、屠岸贾搜不到赵氏孤儿，遂下令将全城一月到半岁间的孩子都囚禁起来，并称如果窝藏赵氏孤儿者再不交出孩子，就将这些孩子全部杀死。程婴走投无路之下找到了晋国退隐老臣公孙杵臼，并与公孙杵臼商定，用自己的孩子替代赵氏孤儿。

3、一切安排妥当后，程婴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引屠岸贾到公孙杵臼家中搜到了假孤儿；屠岸贾杀死假孤儿后，公孙杵臼撞阶自杀。程婴忍辱负重抚养赵氏孤儿，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得知真相后杀死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

4、电影跟事实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比文字容易懂！

伟大的悲剧总是反复被人们演绎和编排，在不同的时代和被不同的作者。按这个标准《赵氏孤儿》毫无疑问属于伟大的行列。除去陈凯歌的电影版，这个故事还有《春秋左传》版，《史记》版和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版。以上还仅是不完全罗列，但选取这三个版本应该是很有趣的。

【甲】《春秋左传》版

第一个版本创作于所谓轴心时代，《春秋》是鲁国史书的通名，传说由孔夫子改定，《春秋》在古代属于经，是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有三传，左传是其中之一，相传是左丘明所著。所谓传，就是传播和解释，左传的特点是记事详尽，尤其是以晋和楚的事儿记的很多，所以有人怀疑是吴起写的，因为吴起曾分别在魏和楚做大官，有机会接触这些史料。

左丘和孔子都是鲁国人，俩人几乎是同时的，而吴起则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春秋左传》体现的是儒家思想。上古时期，大的格局是东西争霸，分界线大致在“洛阳-安阳”一线，东方是夷，西方是夏，所谓夷夏之争。东夷处在河-淮之间，土地平坦，适合农耕，但需对抗周期性的水患。治理水患的技术，“堵”或“疏”都需要大规模的统治秩序。统治秩序、技术进步，随之而来就是人口膨胀和国力强盛。

统一强大的东夷会向四方扩张，在西面会碰到西夏。“洛阳-安阳”一线以西，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势也相应升高。但在山间有“河”和“平地”，渭水两岸，汾水两岸是最主要的两块。渭水流域稍大，是周、秦的发祥地。山间平地上的民族也是农耕的，但更尚武，因为他们需要和山里下来的更野蛮的民族——戎族抗衡。

最早的军事技术进步很可能和戎族有关，战车是春秋时期的主力兵种，战车那时候就叫戎车。另外从地势的角度讲，处在高处的“西方之夏”守的时候可以凭借天险，攻的时候则是以上凌下。在东西相争的格局下，东方可能会因其人口优势，统治技术的发达而占上风；西方也可能因其军事优势，地势上的便宜而获胜。商就是东胜西的例子，而周则是西胜东的例子。

古时的统治秩序是寓于礼乐的，孔子说周的礼仪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最丰盛，他赞成周的。“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天下失序，“王者之迹熄”。所谓王者就是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就是天命所眷顾的那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未曾毁坏的秩序，也是应有的秩序。

春秋时的主旋律是“下反上”，长幼尊卑失序。周王东迁，势力受到很大削弱，诸侯以尊王为旗号会盟征伐，这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诸侯会盟本身是在乱世中恢复秩序的努力，如齐桓公在公元前651年曾在葵丘会盟，内容是（一）“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二）“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这几条是农业社会中建立秩序的关键，可以说是春秋时期的国际人权公约。由诸侯来主持、征召会盟，必然会进一步削弱周天子的权威，所以有晋文招天子来会盟，楚庄到王畿来问鼎的荒唐故事。但这还不是头，下一步则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卿大夫是诸侯的家臣，好比诸侯是周天子封的臣，但渐渐地卿大夫也能掌管礼乐征伐了。

晋景公八年（前592），晋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因为驼背，藏在后面偷看的齐顷公的母亲不禁笑出声来。郤克闻声大怒，发誓要报复，也不办事了，即刻返回晋国，向晋侯请求攻打齐国，晋侯不答应，于是郤克请求以自己私属的家兵攻齐。当时晋的执政是士会，士会担心郤克心中怨气无处发泄将会威胁国家，使晋发生内乱，于是告老还乡，并推荐郤克为执政，以逞其志。转年晋国就讨伐了齐国，这就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春秋时期，晋的势力最大，这与晋削弱公族，依靠卿族的政策有关。公族，就是诸侯的兄弟及其后人，即诸公子，他们都是诸侯的家里人，按长幼尊卑可能继承诸侯的位置。卿就是诸侯的奴才，帮诸侯办事的人，卿发誓效忠于诸侯，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卿族，就是卿及其子弟。

葵丘会盟第一条“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树子就是嫡子，诸侯选择继承人，以尊卑长幼为原则——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讲的就是不要因为宠爱女人、宠爱小老婆，废掉本当立的嫡长子而改立幼子或庶子为继承人。这是农业社会保证继承人顺利交接，不出乱子的宝贵经验。反面的经验也大多与此有关，比如晋的大宗、小宗之争。

左传桓公二年，晋穆侯在條之役时得长子，命名为仇，根据《竹书纪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师败逋”，败逋就是败逃，跟随王师出征的晋军想必也一起败逃。打了败仗的晋侯当然不爽，碰巧这时儿子出生，于是便命名为仇。仇的弟弟叫成师，这是因为晋侯在千亩之战中打了胜仗。晋世家中说“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

“仇”是个苦大仇深的名字，“成师”则前程远大，现在小儿子的名字比大儿子的名字尊贵，这可种下了祸根。在古人眼里，名字不仅仅是名字，它和义相关，“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现在尊者有贱名，卑者有贵名，那就是“易则生乱”，难道弟弟要篡夺兄长的位置吗，“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上面这些话是晋大夫师服说的，他认为国家巩固的根本是“本大而末小”，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采邑于卿大夫，卿的儿子们是侧室，侧室是官名，由卿的群子担当，大夫的子弟充当贰宗，贰宗也是官名，士的子弟则是隶役。再往下是庶人、工商，这些人就不再分尊卑了，但有远近亲疏。师服认为把这套尊卑、等级关系理顺，就会使“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师服认为，晋现在本弱末强，肯定不能长久。后来成师被仇（文侯）的儿子（昭侯）封在曲沃，号为桓叔，栾宾辅佐他，桓叔好德，士人纷纷前往曲沃投靠。曲沃是个比晋都“冀”还大的城邑，从桓叔起曲沃小宗就积极谋取晋地。在经过桓叔、庄伯两代努力后，终于到第三代曲沃武公时取得了成功。晋世家中说，“晋（缗）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王。”于是，周王命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至此小宗正式取代大宗。从桓叔封于曲沃到其孙武公取大宗而代之，过了67年。

周天子由支持大宗打小宗到最后不得不承认曲沃武公取而代之，是违反周礼的。礼崩乐坏，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春秋时，霸主取代了天子，诸侯朝见天子越来越少，“雅”和“颂”渐渐不用了，不得不承认的篡乱诸侯越来越多，礼乐不再那么神圣庄严了。但此时周天子派到各诸侯国的史官们还在写史，记录各国发生的事，这些事其实也无外乎“礼乐征伐”方面的事，所以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曲沃武公作了晋君就是晋武公，过了两年武公死，他的儿子诡诸做了晋公就是晋献公。献公吸取历史经验，致力于削弱公族。晋国公族出自桓叔的后代称为桓族，出自庄伯的后代称为庄族，献公时，桓族和庄族的势力都很大。晋公采纳大夫士蒍的计策，按部就班，分三批杀尽群公子。

晋献公是个有为的国君，兼并了不少小国。但他在晚年宠爱上了美女骊姬，左传中的女子几乎都是害人精，刚才提到的齐侯之母偷窥晋卿，看就看吧，还不分场合乱笑，结果给国家惹来了战火兵灾。现在这位骊姬得了国君的宠爱，就想办法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碰巧献公身边有两个嬖臣，所谓嬖就是受宠爱的意思，这两个男宠的名字中正好都带五，人称“二五”。

骊姬让二五对献公说：曲沃是君主的宗邑，蒲城和屈城是君主的边疆。必须派得力的人去镇守，如果让太子申生驻守曲沃，公子重耳守蒲城，公子夷吾守屈城那就好了。献公对二五的话言听计从，让申生、重耳、夷吾兄弟几个都离开都城，只留下骊姬的儿子奚齐和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留在身边。

古时候的女子很开放，骊姬和献公的宠优，名字叫施的有一腿，优施教给骊姬如何害太子申生。骊姬用计使献公相信申生要给他下毒，献公大怒，逼死申生，驱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并立奚齐为继承人，从此晋国的公族就彻底消失了。以后历代晋君也奉行相同政策，群公子流落在国外，除非被立为君，否则是回不了故国。

献公死后，晋大夫里克连杀奚齐、卓子和骊姬，然后派人迎立逃亡在外的公子夷吾。夷吾声望不如重耳，因此派人到秦寻求晋的强邻——秦的支持，并许诺将割让晋的五座城池给秦。夷吾返国即位就是晋惠公，惠公爱猜忌，先派人逼死了迎立他的里克（里克也该死，连杀两君，换谁安心啊），接着又反悔不给秦那五座城池了。

紧接着又有一件事惹恼了秦，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了饥荒，秦穆公不计那五座城的前嫌，坚守“无遏籴”（不阻止灾区来买粮食）的道义，派人运粮给晋。第二年轮到秦闹饥荒了，派人请求晋国允许秦人籴粮，结果被晋惠公拒绝了，这就违反了“无遏籴”的道义了。

秦穆公大怒，前645年冬率军伐晋，生擒晋惠公，可以说这一次晋惠公伤了秦穆公的心。后来晋惠公被放了，惠公死后，他的儿子也即位当了国君，即晋怀公，但秦穆公已经决心拥立公子重耳为晋君。公子重耳本来就受晋人爱戴，现在又得了强邻的支持，很快就打败了怀公，即位为君。

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虽然长期流亡在外，但身边有一群能人追随，著名的有狐偃、赵衰等。赵家是晋国卿族势力的代表，而赵家崛起的关键一步就是赵衰追随了重耳。赵衰很受公子重耳器重，逃亡的途中，有人送给重耳两名美女，重耳把姐姐给了赵衰，生了赵盾。赵衰本来是娶了献公女儿赵姬为妻的，生有赵同、赵括和赵婴齐三个儿子。跟随重耳流亡多年的赵衰回到晋国后，赵姬坚决要求把赵盾母子接来，并让赵盾做赵衰的继承人。

赵衰本来就是重臣，但他有谦逊让贤的美名，所以从来没干过一把手（中军主将兼正卿），而赵盾就不一样了，属于锋芒毕露型。晋襄公（文公子）七年（前621），晋作三军，以狐射姑为中军主将，赵盾为中军副将。阳处父是赵衰的老部属，当时为太傅，听说后就跑来以襄公的名义调换了下次序。当然阳处父看重的是赵盾的能力，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根据《春秋谷梁传》，阳处父劝晋襄公说：“赵盾是贤者，而狐射姑是仁者，应使仁者辅佐贤者，而不是相反。”

按晋的规矩，中军主将就是正卿，执掌国政。而赵盾确实有才能，按左传记载他应该是法家精神的始创者，技术流。赵盾治理晋国的方法是“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

赵盾是贤良忠臣的典型，可惜他运气不好，襄公死后，晋灵公即位，灵公可不是个好国君。左传中说“晋灵公不君”，所谓不君就是当国君没有当国君的样。电影里演的灵公在高台上用弹弓打人作乐，左传里也是这么记载的。更过分的是有一次灵公的宰夫煮熊掌没做熟，于是他就杀了宰夫，让宫女把尸体装筐里给扔掉，正好赵盾和士会看见死尸的手露在外面，于是两人就要向灵公进谏。

士会说你赵盾是正卿一把手，应该让我先来，要是君主不听，你还可以再谏。士会进了灵公的宫殿，灵公假装没看见，于是士会再往前进，一直到第三次，已经到灵公近前了。不得已，灵公才看着士会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将要改了。”士会赶快辑首，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故事到此，如果灵公改了，倒也是一段君臣佳话。可惜灵公“犹不改”，这回该赵盾上了，“骤谏”（屡次进谏），灵公害怕了，军政大权都在赵盾手上，万一赵盾学里克怎么办？于是就派了个刺客去行刺。刺客一大早就去了，却发现赵盾早已起来，一身盛装，正襟而座等着上朝，刺客大惊，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民之主就是社稷的栋梁（这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当然不能刺，否则就是不忠，但也不能失信于君啊，不如一死，于是刺客一头撞死在槐树下。

灵公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于是就在一场酒会上埋伏了甲士准备杀赵盾，“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赵盾的车右提弥明感觉有诈，就跑上堂来喊道：“臣饮君的酒，超过三尊就非礼了。”于是就扶着赵盾往外跑，灵公赶快唤出豢养的猛犬——周獒（电影里的“西域神鬣”），提弥明杀死猛犬，此时埋伏的甲士并起，提弥明战死。

往下，左传里又穿插了个报恩故事。早年赵盾曾在乡间救了个快要饿死的人，现在这个人碰巧就在灵公这里做事，于是反戈一击，帮助赵盾跑了出来。赵盾问他为什么倒戈，说：“我就是当年桑树下快要饿死的人啊。”

赵盾一路跑，快出国境的时候，他的堂兄弟赵穿，也是能领兵打仗的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然后就派人接赵盾回来重新执掌国政，赵家的势力确实很大。赵盾一核计，决定派赵穿到周去迎襄公的弟弟黑臀回来做君，就是晋成公。

晋的国人都恨灵公，拥护赵盾。但晋太史董狐出来了，写“赵盾弑其君”。史官脖子太硬了，敢这么写实权人物，而且与事实不符啊。赵盾也很无辜，报怨了几句。史官说你作为正卿，流亡不出国境，回来又不讨贼（指赵穿），就该这么写，“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引诗感叹道，我怀念故土，没出国境就赶快回来了，反而给自己留下了伤心事，“诗曰‘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赞道，董狐真是古代的良史啊，他不隐瞒赵盾的罪。同时孔子也替赵盾惋惜，说赵盾是“古之良大夫也”，如果他跑的再快点，跑出国境的话，他就可免掉弑君之名了。孔子的议论在今天是完全不着调的，这跟古代的史官制度有关。史官是周天子委派到各诸侯国的，史官书写的那些文字严格说也不是给人看的，是给天看的。史官“拽”是因为他不是诸侯的臣，更不是卿的臣，他是周天子的臣，周天子把这些人派到各诸侯国去，记录各诸侯国的事件，然后还互通有无，互相传抄，这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有关。

中国古代书面文字的产生最早就是干这个的，在龟甲上烙出个纹来，就是老天爷在回答占卜官的问题。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的也多是“礼乐征伐”方面的事，到春秋时，把字刻在竹片上，其实已经是了不起的大进步了，完全能刻更多字，但史官记的还是很简单，就一句“赵盾弑其君”。这是给老天爷看的，就一句判断性的话，你赵盾是忠良，那你也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你赵盾是权臣，史官也“不吊你”，史官是代表天道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不过到孔夫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虽然那时候史官还在，但周天子已经衰弱了，很快就自身难保了。史官们马上就没有天子可以侍奉了，那还记春秋干什么？孔子编定春秋修的是私史，这就不是侍奉周天子了，也不是给老天爷看的，他是准备给人看的，编定的目的就是要适合流传，这是要传之于后人的，就是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以今天的眼光看孔子是很有革新精神的，变给天看的书为给人传的书，把作为“天子之事”的“礼乐征伐”私相传授给弟子三千，还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晋成公刚即位，就把田地和官职授予卿的嫡长子，让他们做公族大夫。本来这个官只有公族才能做，既然现在公族已经没了，就任用卿的嫡长子来担任吧，这是卿族强盛的标志。赵盾认为自己本是庶出，就把嫡子的位置让给了异母弟赵括，让赵括充当公族大夫。嫡子的兄弟也授予官职，叫做馀子，馀子即公路。现在赵盾既然把嫡子的身份让给了赵括，他就是公路了，所谓“旄车之族”。公路即主君的軞车，軞车即旄车，戎车有旄，就是旄车。说白了公路就是给主君管车的奴仆，现在成了官职。卿的庶子（妾生的儿子）也授予官职，叫做公行，公行就是给主君掌管戎行（军旅之事）的官，说白了就是给主君扛盔甲旗帜的奴仆。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晋国公族衰弱，卿族强盛的历史由来。自晋文公时起，晋长期保持三军的规模，每军有将、佐各一名，总共就是六个领兵打仗的将军，这六人同时还是卿，各有封地，不打仗的时候就治理国政。六卿中以中军主将为首，即正卿。能够有机会当卿的基本上就是世袭的几个大家族，如赵氏、知氏、范氏、郤氏、韩氏、魏氏、中行氏等。

卿族的势力大了，相互之间就有争斗，晋君也想限制势力过大的卿族，但因为公族势力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能依靠嬖臣或利用卿之间的矛盾。现在回到《赵氏孤儿》，其实左传里面没有孤儿，甚至也没有屠岸贾、程婴和公孙杵臼这几个人物。左传里写的基本就是个权力斗争的故事，并掺进了宫闱秘事。

赵盾死后，其族人由族长赵括统领，但赵盾子赵朔也开始位列卿位，任下军副将（晋成六年，前601）。到了晋景公三年（前597）的邲之战，赵朔为下军主将，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从职务和能力上看，赵朔是赵家未来重新获得晋国执政的希望，但可惜没过多久他就死了。到晋景公十一年（前589），栾书代赵朔为下军主将，此时赵朔可能已经死了，而韩厥仍为司马。

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左传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婴就是赵婴齐，而庄姬就是赵朔老婆，成公的女儿。赵朔谥号为庄，可知赵朔此时已死，庄姬夫人应该管赵婴齐叫小叔，通就是通奸。赵同和赵括（族长）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赵婴齐给放逐了，赵婴齐不愿走，他说：“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栾氏指当时的晋国执政栾书，看来栾书和赵家有矛盾，赵婴齐警告缺了他，小心被栾书所害。

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事情是这样的，庄姬夫人因为赵同和赵括放逐了情夫赵婴齐，心中忌恨，因此到景公的面前告状，说赵同和赵括要叛乱了，并让栾氏和郤氏作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族灭之。这时候庄姬夫人害怕了，带着自己的儿子赵武躲在晋景公的宫殿里。赵氏的田产也被景公分给了别人。

即便如此，赵氏仍能翻盘，经过赵衰、赵盾的两代经营赵氏的门人故客太多了。往下又是一个报恩的故事，韩厥小时候被赵盾收养，此时也已经位列卿位了，为新中军主将，兼僕大夫，掌管宫中之事，因此有机会与景公单独交流。韩厥对景公说：“赵衰和赵盾都对国家有功，难道就这样绝后了吗？”古人有鬼神观，现在赵氏的田产被夺，自然也没人祭祀赵衰和赵盾的鬼魂了。兴灭继绝在古代是美德，而欺负孤儿寡妇就是缺德了，周书上说“不敢侮鳏寡”。于是景公就把赵氏的田产还了回去，并立赵武为赵氏之后。

【乙】《史记》版

《赵氏孤儿》的第二个版本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史记•赵世家》中说赵盾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赵氏祖先叔带抚摩着自己的腰部痛哭，过了一会儿又笑了，而且拍着手唱歌。赵盾为这个梦占卜，占卜也是史官干的事，卦象是先中断然后又变好的样子。史官说，这个梦不吉祥，但事情不会发生在您身上，而是发生在您儿孙的身上，但事情确实是您造成的。

史记中没有庄姬通奸这段，但出现了屠岸贾，屠岸贾不是卿家，他是晋灵公的嬖臣，到晋景公时做了司寇，屠岸贾向晋景公要求惩罚杀害晋灵公的凶手赵穿，并进而追究赵盾。屠岸贾对众将说，“赵盾是刺杀事件的祸首，以臣弑君是大罪，现在赵盾的后代仍在朝中执政，这样还怎么惩罚啊，应当诛杀他们。”司寇掌管刑狱，屠岸贾提出此议倒也在他的职责之内。

这里的众将其实就是执掌兵权的众卿，韩厥也是其中之一，他说，“晋灵公遇刺时，赵盾在外，况且先君成公都认为赵盾无罪，现在大家又要去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思的，随意乱杀人可是作乱啊，再说这么大的事应该先跟君主商量啊，否则就是目中无君。”韩厥与赵家有旧，所以会替赵家说话，但屠岸贾不听，于是韩厥就跑出来告诉赵朔叫他快逃。赵朔不肯，说：“请你保住赵氏的香火不断，我就虽死无憾了”。韩厥答应赵朔的请求，就回家托病不出了。屠岸贾不请示晋君就和众将带兵攻打赵氏，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和赵婴齐。

赵朔的妻子这时正好怀有身孕，逃到晋公的宫殿里躲了起来。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公孙杵臼碰到了赵朔的朋友程婴责备他道，“你怎么还不死啊？”程婴说：“赵朔的妻子快生了，如果是男孩，我要把他养大，如果是女儿，我再死不迟”。没过多久，赵朔的妻子果然生了个儿子，屠岸贾听说后，便带人到宫中搜查。庄姬夫人把刚出生的婴儿藏在裤子里，并祷告说，“老赵家要是命中该绝，那你就哭，要是不该绝，那你就别哭”。等到搜查时，婴儿还真没哭。

程婴对公孙杵臼说，一次没搜到不代表次次搜不到，得赶快想别的办法才行。公孙杵臼说，“抚养孤儿”和“为主公去死”哪个难？程婴说死容易，抚养孤儿难。公孙杵臼说赵氏先君待你那么好，你应该担当难的，我就选个容易的吧，让我先死。于是俩人就抱了个其他人的婴儿，用小花被子包了，让公孙杵臼背了藏到山里面去。程婴出来，欺骗众将说，我程婴没有出息，不能扶立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地。众将一听很高兴，就跟着程婴去山里把公孙杵臼和那个假赵孤给杀了。然后，程婴就带着真的赵孤跑到深山里藏起来了。

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病，占卜说有大业之后现在不顺利，他们的鬼魂因此作祟。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活着，因此对景公说，大业之后在晋国断了祭祀的，大概就是赵家。赵家世代有功，现在断了祭祀，国人都替他们伤心，君主得好好考虑这件事。景公听了，赶快问，那赵家还有什么人活着吗？于是，韩厥就把赵氏孤儿的事告诉了景公。

韩厥把赵孤和程婴接来藏在宫中，并在宫中埋伏下武士。众将进来探望景公的病情，景公利用韩厥的部下控制了众将，并使赵孤与众将见面。在这种情势下，众将纷纷表示诛灭赵家是受屠岸贾所迫，并非他们的本意。众将顺水推舟同意复立赵孤为赵氏之后，然后众将、程婴和赵武一起攻袭屠岸贾，灭其族。景公又把赵氏原有的领地发还给了赵武。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出众卿相斗的痕迹，但直接原因已经变成屠岸贾陷害忠良了。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当赵武二十岁的时候，要行冠礼了，行过冠礼就算成人了。程婴告别诸大夫，对赵武说，“当年赵氏灭族，我本来应该和别人一样跟着主公一起死的，但我不能，我必须保存赵氏之后。现在你已经长大了，赵氏的官位和领地也恢复了，我得赶快到地下回报主公和公孙杵臼了”。赵武赶快阻止，但程婴坚持说，“主公和公孙杵臼是因为相信我，所以才先我而死的，我现在不去，他们会着急的，以为托付给我的事我还没完成呢”。于是自杀了。赵武按齐衰（“五服”中第二等）服丧三年，并为他划出一块田地，专供祭祀，春秋两季按时祭祀，永世不绝。

《史记》的这个版本和《左传》的版本比区别不小。首先，赵氏灭门的直接原因由“赵庄姬通小叔”变成了“屠岸贾矫诏陷害忠良”。应该说《左传》的版本颇不利于赵家，基本是祸由内生，庄姬、赵婴齐不用说，赵同、赵括也有责任。而《史记》版本就看不出赵家有什么毛病了，赵朔忠君，庄姬也是有勇有谋，而本来知情的晋景公到了《史记》版变成了被屠岸贾蒙蔽的晋景公。其实削弱赵家对众卿和晋公都是有利的，想想邲之战时，三军六卿六大夫，老赵家就占了四个。而那时赵盾已经死了，赵朔又仅仅是个下军主将，这么大势力能不招嫉恨不招算计吗？

其次，《左传》中赵朔死得早，死因无记载，而《史记》中赵朔是死于屠岸贾之手。相应地，已经是小孩的赵武就变成了刚出生的婴儿。相比于《左传》，《史记》中增加了颇具戏剧性的搜孤、救孤情节，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忠义故事得以展开，这是脍炙人口《赵氏孤儿》故事中最核心的部分。《史记》版有明显的道德说教色彩，赵朔对晋公是忠，程婴和公孙杵臼对赵朔是忠，韩厥对赵朔是报恩，赵朔对韩厥是信任，而程婴和公孙杵臼之间是义。

从孔子到司马迁，中间又过了四、五百年。在这四、五百年时间里，三家分晋，周天子被灭，秦灭六国。代表周天子掌管礼乐的那些士（做事的人，食禄）逐渐失去身份，散落民间，士从最低级的官变成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失去身份的“士”们游走于诸侯之间，创办私学，收授门徒，渐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个过程中，史官也逐渐由为周天子服务转变为替诸侯服务，赵、魏、韩的史官可能会重新编排故事，新诸侯嘛，总得把先祖写光鲜点，新的版本很可能就是在这时诞生的。此外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乱，秦时的焚书坑儒和秦汉时期的大规模战争都会毁灭旧的记录。司马迁后来写《史记》就受困于材料稀少，到处采风，如此获得的史料，会走样，有民间野史的色彩。

《史记》中的程婴和公孙杵臼看来都是赵家的门客，门客有一技之长，大多是没事儿干的士。“士为知己者死”，知己者就是看中自己那一技之长的卿大夫们。卿大夫们以客的礼节款待门客，有时还真的以生死相许，比如托孤。汉朝推崇儒家意识形态，后来《史记》版《赵氏孤儿》故事很受欢迎。刘向的《说苑》和《新序》是两本道德说教色彩很强的故事集，里面都收录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与《史记》版基本相同。

【丙】元杂剧版

《赵氏孤儿》故事真正大流行还要等到南宋-元年间，典型是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这又是件很有趣的事。如果说《史记》是给“后世圣人君子”（读书人）看的话，那么戏剧就是给老百姓看的了。中国的史，从“给老天爷看”到“给人看”；从“给圣人君子看”到“给老百姓演着看”经历了一个完美的下降过程。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把中国的历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古，自开天辟地到两汉；第二阶段中古，自魏晋到隋唐；最后一个阶段是近世，宋元明清。内藤湖南把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由中古向近世的转换时期，提出了宋代以后是近世的看法。宋代政治的特点是君权和民权扩张。杯酒释兵权后，君权得到了强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凭科举考试可进入统治阶层与君分享治权。

范仲淹就是这种新型读书人的代表，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政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演化中。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和赵家有依附关系，而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

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的基本情节与《史记》版差不多，但也有不少改动。（一）因为是戏剧，情节必须紧凑，出场人物也不能太多。如把晋灵公杀赵盾和晋景公灭赵氏全家安排成一个事件。（二）程婴变成了蒙赵朔优待的草泽医人，而公孙杵臼成了罢职归农的中大夫。（三）庄姬夫人是自杀死的，赵孤成了真正的孤儿，观众对赵孤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同情。（四）韩厥由大权在握的卿变成了屠岸贾的部下，他同情赵氏遭遇，为让程婴走的放心，索性抹脖子死了（死人是不会走漏风声的）。韩厥在《史记》版中是存赵复仇的关键人物，是三家分晋后韩国的祖先，现在不仅身份降低，而且完全成了配角。相反，程婴成了决定命运的人物。小人物担大任，这是宋以来贵族势力消亡，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写照。

这种趋势背后的技术发明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始于唐，其后知识随书籍的传播更加容易，学问不再被世家大族垄断。最早的雕版书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的金刚经。中国传统的典籍，经史等自五代起才逐渐开刻，这个要晚于宗教典籍的开刻。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导致大量民间藏书家的出现，多的可达四万卷（王钦若），学术之普及可见一斑。

宋初学问凋零，有心向学的人还要跑到和尚庙里去苦读。表面看和中世纪西方经典保存于修道院略同。但逐渐地，宋的读书人就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变，转而关注“世运”，转向儒家，书院开始流行。宋代是学术爆炸时期，按宋史艺文志，宋集部超战国迄唐之集部，增两倍有余。中国文教的传统到宋时发展到极致。学术不再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钱穆分析宋明学术的兴起，说此时（贵族衰亡之后）需要有一股新力量，上能监督政府，下能援助民众。内藤湖南则说：“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

宋儒对政治的态度，按钱穆的说法是“宁可牺牲机缘，绝不肯降低理论”。他们对在野传播学术的兴趣要浓于在朝的革新政治。宋以及后来明的儒家类似先秦诸子，学问摆脱政治获得相当的独立性。先秦诸子游说诸侯，学问是政治的中道，宋明儒热心讲学的目的则是开发民智，培育人才，最终仍是革新政治，实现政治理想，即托古的“三代之治”。

（五）强调了屠岸贾的暗黑手段，为了捉住赵孤，屠岸贾威胁要将晋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统统抓来，尽行杀戮。（六）《史记》中没说那个调包替死的婴儿是谁家的，元杂剧里明言是程婴的，当然程婴是主动要让自己的小孩去替赵孤死的。平民知识分子为复赵（大义），不惜牺牲私利，这正是那个时代“士”的特点。（七）公孙杵臼和程婴争着要死，最后程婴被说服了，因为公孙杵臼太老了，很可能等不到赵孤长大就先挂了。《史记》版程婴与公孙杵臼更象是兄弟，而元杂剧版则是一老一小的关系，老大夫忠良死节，庶民知识分子忠义无私。（八）程婴以救自家婴儿的理由举报公孙杵臼窝藏赵孤。这段确实很悲，程婴亲眼目睹屠岸贾杀自己的亲儿，国仇家恨啊。

（九）元杂剧中安排了认贼作父这一情节。认义子这事儿，不是程婴主动，而是屠岸贾主动，按他所说：“程婴，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只在我家中做个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在你跟前习文，送在我跟前演武。我也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就将你的孩儿与我做个义儿。我偌大年纪了，后来我的官位，也等你的孩儿讨个应袭。你意下如何？”

这就由不得程婴了。认义子这段后人多看着突兀，逻辑不通，但在当时则未必。南宋-元年间，赵氏显然影射赵宋，而屠岸贾则影射篡灭赵宋，野蛮滥杀的蒙古人，按草原游牧民族的习俗，收义子是很常见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最著名的是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与他的十三义子，所谓十三太保（《新五代史》义儿传）。往下，那屠岸贾教赵孤十八般武艺，想的是早晚定计，与义子弑了灵公，夺了晋国。

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统治了中国，另一方面它作为宗主国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元在文化上的视野更开阔，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相当的礼遇，而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则仅被看作是技术和工具，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元有科举，但很少，读书人没事儿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这些读书人。所以他们归隐山林，开办书院，当草泽医人，吟诗作画，倒也自在。程婴就是这种沦落民间，政治上无出路的读书人的形象。

宋明儒认为在民间讲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并不以当官参与实际政治为唯一途径。元代，因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还要受到蒙古人的压迫，所以这些南人远离政治中心，开辟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用他们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标榜和理解“隐”的，取默默坚持之义。

（十）怎么告诉已经与屠岸贾父子情深的屠成（即程勃）真相，并使他杀屠岸贾报仇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困难的。元杂剧中的安排是利用绘画，程婴将赵氏孤儿的故事绘成手卷，假装遗忘在书房让赵孤看，使赵孤先恨了手卷中邪恶的老匹夫，敬慕了一身正气的赵盾、赵朔等一干人。赵孤对杀屠岸贾没什么心理负担（历史上的那些义儿对杀义父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一旦获悉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下定决心了。这里身份很重要。

“听的你说从初，才使我知缘故。空长了我这二十年的岁月，生了我这七尺的身躯。元来自刎的是父亲，自缢的咱老母。说到凄凉伤心处，便是那铁石人也放声啼哭。我拚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屡受草原游牧民族之害，强调“华夷之辨”就是这种军事上处于弱势，心态上趋于保守的体现。宋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明王夫之说的更清楚：“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

（十一）往下魏绛（魏之祖）代替了韩厥（韩之祖），悼公代替了景公。赵孤一个照面就擒了屠岸贾，魏绛则令人将屠岸贾“钉上木驴，细细的剐上三千刀，皮肉都尽，方才断首开膛，……”

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是个血腥残暴的大复仇，在死了赵朔、庄姬、韩厥、公孙杵臼这么多忠良之后，终于大仇得报，以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方式。这让我想起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想必元代的老百姓看这种剧是很畅快的。

今天看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最大的困惑是程婴有刚出生的婴儿，那婴儿的母亲呢？把初生的婴儿从母亲身边拿走毫无疑问是残酷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以这种“人性观”看的话，元杂剧版《赵氏孤儿》还是进步的，和《史记》版比，程婴到底拿的还是自己的婴儿，而《史记》里压根就没交待这倒霉的道具是谁家的。类似地，我们还可以说元杂剧版到底还安排庄姬自杀了，多少给赵孤的母亲一个交待，在《史记》版中，庄姬夫人在送走赵孤后就不知去向了，也不知道十五年后，当赵武复立的时候还活着不。这些问题在司马迁那儿肯定是不重要的，是属于可以舍的部分。但今天拍电影，写小说，相同题材就不能这么处理。

每个版本的《赵氏孤儿》都是当时道德观的体现，《左传》版，《史记》版和元杂剧版虽中间分别隔了四百年和一千多年，但都可看作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观（即儒家的道德观）。从《左传》版中我们看到了混乱，君不君臣不臣，老婆不像老婆，但有报应不爽，可见孔夫子的用心。到了《史记》版，一切就有秩序的多了，两个忠勇的门客舍身救了赵孤，这是一个关于忠节和报恩的故事，是围绕贵族-卿家展开的。

元杂剧版则大大加强了华夷之辨和复仇概念，一介平民担负起了救国存亡的重任。在今人眼里，“忠义名节”是不存在的，只有永恒的利益，与之配合的则是谁也说不清的神秘的爱情和亲情。所以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塑造了一个咄咄逼人的权臣——赵盾，让我们同情和理解屠岸贾，同时屠岸贾的脑海里又总闪现着美丽的庄姬夫人。舍子救孤显然不符合现代人“平等、人性”的价值观，于是救孤演化为一场意外和不得已，在这个版本里程婴的妻子是必须出场的。

此外影片着力刻画了屠岸贾和赵孤的父子情深，这在元杂剧中也是不可能的，认贼作父啊，但在这里则成了展现普遍人性的时段，大恶如屠岸贾也不是脸谱式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他暗恋庄姬，他与赵孤日久生情，神秘的亲情最终战胜了算计和仇杀。这些冲突和选择都是现代人爱看的，包含了某种被普遍承认的“政治正确”。我们再也不要仇杀，不要以暴制暴了；与施暴者和解，心中无敌便真的无敌了。

听说还有舞台版的《赵氏孤儿》，以不向屠岸贾复仇为结局。但我很怀疑，这是不是大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知道每当我们提到日本的时候，总有一群人牙痒痒，恨不得血洗东京，枪挑东瀛女。陈凯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他执意让赵孤在最后时刻杀死了屠岸贾，虽然过程很纠结很偶然，但贼父当诛，这是大义，也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参考：

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

2、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二）

4、韩兆琦 译，司马迁《史记》文白对照

5、纪君祥，《赵氏孤儿大报仇》

6、钱穆，《国史大纲》（下）

7、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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