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旬的王亚蓉日前出现在公众面前，一袭雅致旗袍，精神矍铄。由她编著的《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展现了第一代纺织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发掘、保护、传承中华服饰文化的奋斗历程。
1964年，国家相关部门决定编写一部服饰图书。时年62岁的沈从文接领了任务便开始埋头研究中国的古代服饰文化。王㐨和王亚蓉先后追随并加入这一工作中，此后历经坎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在1981年出版。书一出版，外交部便采购了一批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忆及沈从文先生，王亚蓉对这位学者前辈勤奋钻研的态度、睿智豁达的胸襟、底蕴深厚的学识、超乎常人的毅力充满敬佩。“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时，多么大的困难都可以藐视。静下心来，不耐烦任何事，认真踏实、目标明确、努力勤奋地做好研究工作。”
此后，在沈从文的指引下，王㐨、王亚蓉忙碌地奔赴中国各大考古现场，发掘、保护、研究、修复了一件又一件的纺织品，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北京老山汉墓、江西海昏侯墓……这些考古发掘现场，完全可以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衣”，最真实呈现出来。
纺织考古学界有这么一句话，“千墓难得一衣”。特别是作为有机质蛋白类文物的丝织品，容易腐坏，极难保存。对纺织品的发掘都是最急迫、抢救性的，环境条件特别艰苦，结果又不可预测，因此做纺织考古工作之不容易，常人难以想象，但是意义非常重大。
江西靖安东周大墓距今约2500年，其中出土的三百余件纺织品文物织造精湛，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纺织品实物资料。刚发掘时，纺织物已经和尸骨、泥沙完全搅混在一起，成为湿软的泥状。为了顺利提取丝织物，王亚蓉和团队成员们现场围出一个水池，池中用海绵隔着让水漫渗进入，然后大家用手拍动水面慢慢激荡泥沙，“那么多双手，不计寒暑、毫无保护地浸入2℃的水中不停拍打，换了几十次水，织物的颜色和经纬才慢慢呈现。”令人惊喜的是，清理六号棺时发现的黑红色精美几何纹锦，是该批出土文物中最完美的一件，经线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厘米240根，“这样的密度现在织不了，2500多年前就有这么高的工艺，实在想象不出来。”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则彻底改写了过去学界认为战国的织锦和纹样以小几何纹为主，其纺织技术也远低于汉代这样的认知。王亚蓉表示，每当看到这些锦绣文物，都深深为先辈而自豪。她以其中一件衣领处的锦缎为例，楚人在一个6.8厘米宽、17厘米长的花纹单位中，把古代贵族们上林苑搏虎豹狩猎的场景表现出来，纹样的设计恢宏、瑰丽、奔放无羁，真可谓既抽象又具体，这需要一个绣工绣七个多月才能完工，沈从文曾说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一位研究服饰文化的英国汉学家威尔逊曾感慨“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毕加索设计的。”
王亚蓉独立主持的第一个纺织文物考古项目，就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新疆尼雅遗址八号墓是古代精绝王夫妇合葬墓，环境极度干燥，合葬男女均已成干尸，身着衣物和殉葬物品保存良好。揭取丝织物时，两个头两边有很多咖啡色东西，仔细一看王亚蓉当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全是蛆虫的壳。揭取的时候要先回潮，湿到什么程度全凭经验，“我是(中国)第一个能把木乃伊从外脱到里的，这也主要是一个方法问题”。
王亚蓉先生的纺织考古团队通过对文物的保护、修复，让历代服饰文物的实物链日趋完整，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2016年，中国社科院正式将“纺织考古”列为绝学学科，这是对纺织品考古事业的极大肯定。
关于服饰文化的传承，王亚蓉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她希望大家不要叫这些古代服饰为汉服，“我们是中华、华夏，华也是花，中国人穿美丽的衣服，叫‘华服’更合适。”她也提倡穿中国衣，她身上的旗袍花纹正是源自马王堆汉墓的纹样，但她希望不要照搬。“现在北京、洛阳和西安，大家穿上古代衣服，好像生活在另一时代，其实穿着和实用上不太方便，我非常希望设计师们能设计出有中国特色的更美的衣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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